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开始抓紧处理基金会的产业。他一天都不想在德国多待了，倒不是因为怕了纳粹。而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一点点地被这里环境所改变了。
刚到柏林那会儿，约翰只要看到餐馆的门口挂着“不招待犹太人”的牌子，就马上退缩，宁肯到别家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邀请他去这类餐厅吃饭，他的态度也逐渐动摇了。虽然心里还是有些疙瘩，但约翰开始觉得因此拒绝这些邀请是愚蠢的。再到后来，他连想都不想，就自然而然地对这些馆子门口的牌子视而不见了。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真是可怕。就像约翰明明知道斯多勒所作的勾当是令人作呕的，但他却越来越心安理得地从中分享着好处，甚至开始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朋友”。
当约翰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变化时，着实被惊出了一身冷汗。约翰虽然是个资本家，追逐利益是他的天性，但他并不希望因为这点小利就泯灭了自己的良知。
约翰很清楚，纳粹目前颁布的关于犹太人的各项法律，其目的根本不是像他们宣扬的那样，是要限制这个少数民族，使他们在德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超过他们应得的部分。
这些排犹法案的本质，就是掠夺。现在还只是掠夺犹太人的财产，以后还会掠夺他们的生命。约翰现在只想早一点了结这些“Objekte”业务，然后离它越远越好。
在约翰适当调整了报价后，这项工作进展的很顺利。只是在鉴定克诺普曼提供的那批艺术品时出了点小波折。
孔苏埃洛堂姐办事是很有效率的，在接到约翰的电话后，她很快就替他找来了三名专业鉴定师。一个瑞士的珠宝商人负责鉴定各种首饰、钟表，一个巴黎大学的美术史教授负责鉴定油画和雕塑，一个英国皇家纹章院的退休书记官负责鉴定那批古董兵器和勋章。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问题出在那几幅德国当代艺术家的画作上。那个法国教授对这些受纳粹高层追捧的“当代艺术家”的画作嗤之以鼻，认为它们毫无艺术价值、只是些供商业广告使用的裸体画。这个法国教授的“傲慢”让德国人有些恼火。
约翰对油画的鉴赏力不怎么样，不过考虑到希特勒本人也不过是个三流画家，他欣赏的东西也应该好不到哪去。而且这些油画一旦被打上了“纳粹”的标签，以后估计也很难被收藏界所接受。
有一点，约翰是可以肯定，德国在这段时期里没有出过什么“艺术大师”。即使有，后世也不会予以承认，比如他在戈林宴会里遇到的莱妮·里芬斯塔尔。
这个美丽的、坚强的、才华横溢的女电影导演在纪录片上的成就无人能及。但在战后，她的艺术成就成为了一个禁忌，一直到下个世纪才逐渐被人们提起。
前世，在2003年，这个101岁的女导演去世后，她所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一度在网上热传，约翰也出于好奇下载过。
当时，约翰也被这位女导演震惊了。她在记录纳粹纽伦堡会议和柏林奥运会时用到的艺术手法，在几十年后仍然是那么震撼人心，让当时的约翰看得热血沸腾。
据说，后世某著名导演在筹备奥运开幕式时还在反复观看、学习《奥林匹亚》这部影片。连某卫视著名的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了》，开播季第一集的片头仍然在模仿里芬斯塔尔著名的“上帝的声音”桥段。
虽然死后，莱妮·里芬斯塔尔被评为了20世纪一百位最重要的艺术家（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但在身前，她一直是被主流艺术界所排斥的。
二战结束后，她因为涉嫌美化纳粹而两次被捕，待了4年监狱中，还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但最后都被无罪释放了。因为她既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纳粹支持者，甚至“从未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也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的罪过只是把纳粹拍得“太美”了。
连莱妮·里芬斯塔尔这样的艺术大师以后都很难被承认，更何况这些约翰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纳粹画家。他果断地支持了那位法国教授的观点，拒绝接受这批画作。
除了处理基金会的业务，约翰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琢磨他给罗斯福的报告上。
他原本想“神棍”一把，对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领土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一番“预测”的。但是后来，他改变可主意，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费太多的趣÷阁墨。他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德国对捷克问题的强硬态度，认为纳粹不大可能在这一问题上让步。
即使让华盛顿知道了“慕尼黑阴谋”的来龙去脉又能怎样呢？他们要的不就是“和平”吗。至于捷克的利益，连他们的法国盟友都不在乎，白宫更不会在乎的。
在报告里，约翰着重写了自己对纳粹高层，尤其是对希特勒的感官。
约翰提醒罗斯福总统，现在的美国媒体喜欢把希特勒刻画为一个滑稽的疯子，这是严重失真的。在约翰看来，如果希特勒去掉那撮小胡子，他的外表就像是由所有德国人揉合成的一样。他不是贵族，不是企业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或其他什么，他就像是一个街上的普通德国人，一个对德国未来发展有某种思考和领悟的德国人。
约翰在报告里强调，理解希特勒和德国普通民众之间的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在考虑对德问题时把二者区分开来，是非常错误的。希特勒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独裁者，而是德国一种极端思潮的代表。而且这种思潮正在像瘟疫一样蔓延，并最终会把这个国家推向战争。
约翰认为，面对这种思潮，美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向他们投降，要么打败他们，想要与之和平相处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希特勒真是媒体描绘的那个半疯半滑稽的战争狂人，那么打赢这场战争是很容易的。因为指导一场战争需要头脑、意志力、战略远见和手腕。
但不幸的是，希特勒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他已经控制住了这个国家，甚至包括思想领域。即便在纳粹上层人物之间存在同床异梦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这个国家的控制。
一直以来，纳粹都对他们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毫不掩饰。表面上看，希特勒是激进势力的代表，而二号人物戈林则代表较为缓和的那一派。
在希特勒不断地对外放狠话的同时，很多涉外事务，比如和英法之间的私下沟通，与美国之间的商业谈判，则由戈林出面来进行。
但约翰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假象，是做给外人看的。当德国还没有实力动手的时候，纳粹是有意想让外界认为他们内部存在两种声音。他们通过戈林释放一种缓和的可能性，以便捞到更多的好处，并为最终的进攻政策争取时间。
别看戈林外表很象马戏团里的畸形人，胖得令人作呕，却又偏爱打扮。但约翰很清楚，他却是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从现行的纳粹政策中获利甚大，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人要多。
而且戈林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知道虽然纳粹发展得很顺利，但好运总有走完的时候。如果希特勒的进攻政策搞砸了，那时候他作为一直高唱和平的人就会有机会更进一步，一面为那垮台的元首流泪，一面很高兴能取而代之。
除了对纳粹高层的感官，约翰还在报告里着重提到了纳粹的排犹政策。他认为，目前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政策，目的远不止是限制他们的经济活动。
约翰告诉罗斯福，他感觉纳粹是在有意识地将犹太人从其他德国民众的生活中驱逐出去。这些犹太人正逐步赶出原本的社区、工厂和学校，纳粹在人为地撕裂犹太人与普通德国人的日常联系。
维克多曾经跟约翰说起过，柏林的犹太人如今大多只在有限的几个聚集区活动。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不再接纳他们，而他们也尽量避免在聚居区以外的公共场合活动。维克多来柏林快一个月了，甚至都没见到过几次犹太人。
约翰在报告里“推测”，纳粹这么做是为了接下对犹太人实施更为残酷的“迫害”做准备。因为如果民众日常生活中与犹太人接触的越少，就越容易听信政府对犹太人的诋毁，对排忧政策的抗拒感就会越小。
毕竟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如果一个惨遭迫害的犹太人是你熟悉的邻居后者同学，那谁都难免会有恻隐之心。但如果是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未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出现过的人，那大部分人都不会有太大反应。
约翰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整理好这份“跑题”了的考察报告。他不知道白宫会如何看待这份报告，因为里面的内容和罗斯福之前想要了解的相去甚远。
他甚至一度犹豫要不要发送这份报告，他不确定报告里展示出的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发还是不发，这还是约翰第一次在政治问题上独立做决策呢。
犹豫了一天之后，在他们离开柏林前往哥本哈根的前一天晚上，约翰才最终做出了决定，让戴维斯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大使馆的外交信使。